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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家三代知识分子走过的百年之路——写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

每当我唱起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”时,就回想起我的祖父、父亲和我三代知识分子走过的百年之路,从一个侧面反映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,实行新民主主义革命,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,中国才能驱除屈辱,民富国强,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“中国梦”。

我的祖籍是浙江省海盐县澉浦镇。据中华书局出版的“浙江名镇志集成·澉浦镇志”记载和父辈的言谈中得知,我的祖父“许清澄(1868-1931),幼年失去双亲,随舅父生活。学习刻苦,清光绪十二年(1886)考取乡试副榜,长期在外地从事教育工作(远至雷州半岛),思想倾向维新。

他的青少年时代正值清朝衰败时期。光绪二十一年(1895),甲午战争被日本战败,割地赔款,引起民众严重不满。以康有为、梁启超为首的一批有识之士,于1898年(戊戌年)发起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维新运动,联络全国各省应试举人1300多人,联名向光绪帝上书,提出“拒和、迁都、变法”主张。祖父也积极响应,在家乡积极宣传维新主张。但是在以慈禧为首的保守势力反对下,这场维新运动只存在了一百天。为了躲避迫害,他远逃到广东。在广东期间他接受到西方民主思想影响,积极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运动。1911年辛亥革命后,一度出任广州革命政府督学,亲自学习数学,推行现代教育。后来他回到浙江省,先后在几个县办教育。当时上海“申报”上还多次报导过他的事迹。为了普及现代教育,他把不多的一点家财都搭了进去,给我父亲留下的遗产仅仅是几大箱书和一个铜制墨盒,盒上刻着他亲书的一行字,“我无恒产,以砚为田,遗之子孙亿万年”。像我祖父一代知识分子,他们忧国忧民,渴望通过教育救国,效仿西方,实现民主自由。但是“戊戌变法”、“国民革命”都没有成功,满清皇帝的退位,换来的是军阀混战。他去世时,正是“九一八”事变,蒋介石的“不抵抗主义”,使中国遭遇到新一轮的民族危机。

据同一本志书记载,由于祖父比较开明,将我父亲许天虹(1906—1958)、兄妹从少年起就送到嘉兴、杭州等城市接受现代教育。父亲在考入杭州之江大学后,就结识了吴朗西、吴金堤等一批崇尚民主思想的青年,参加了由吴朗西、巴金创建的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。还通过同乡同学黄源关系,追随鲁迅先生。在鲁迅先生创办的《译文》期刊上几乎每期都有他的译文。父亲年轻时思想比较活跃,他接触过无政府主义,研究过德国希特勒法西斯主义。希特勒在德国上台后,好多人都在担心第二次世界大战会不会发生,他翻译了美国评论家翰·史蒂尔写的《第二次世界大战》,于1935年5月出版,受到许多读者的欢迎。我父亲当时的主要思想倾向,还是追求早期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,这从他的译著中可以看得出来。他写作出版了《卢梭传》,翻译出版了狄更斯的《双城记》、《大卫·高柏菲尔》、《匹克维克遗稿》和《杰克伦敦短篇小说集》等。在政治上,曾寄希望于孙中山创建的国民党,并加入了国民党。蒋介石于1927年发动“四一二”反革命政变后,他愤然退出了国民党。抗日战争爆发后,他曾寄希望于在美国的帮助下打败日本帝国主义,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新中国。他一边教书养家糊口,一边设法搞到英文版的《密勒氏评论报》和美国驻华大使馆发送的《读者文摘》(英文),从中选译了一些世界反法西斯和抗战的文章,寄到大后方的一些报刊上发表。抗战期间,美机轰炸日本本土,有些飞机受伤和燃油不足,迫降在浙东地区,他利用懂英语的条件,参加援救美国飞行员。但是令他失望的是抗战结束不久,美国却支持蒋介石打内战,搞得中国民不聊生。在他被聘为《浙江日报》副刊主笔期间,发表了一些观点进步文章,但受到当局的责难。他愤然辞职,回到台州教书。正在他对中国往何处去产生迷茫时,共产党地下组织派出曾是他学生的地下党员与他取得了联系,给他送来了《新民主主义论》等一些进步书刊,与他一起讨论时局。他接受了党的思想,开始在学生中宣传共产党的主张,并把自己的家当作地下党的联络点。当地下党组织告知他,我们兄弟俩因参加进步学生运动,而被国民党特务组织列入了黑名单时,他毫不犹豫地同意党组织把我们转移到浙东游击队。

台州地区解放后,军管会任命他担任省立台州文化馆长和台州教育工会主席,他积极协助党作好团结文化教育界人士。1954年,他调任浙江东海文艺出版社副总编(缺总编),并以无党派民主人士身分当选为省政协委员、政协文教组副组长,直到1958年因急症去世。他廉洁奉公,留给我们的遗产是他的全部译著、一支用了几十年的钢笔和一本英华词典。可惜在“文革”红卫兵抄我家时,把这些译著都当成是“封、资、修”,没收后全都烧毁了。

我是1931年9月出生在上海江湾。正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三省,日本浪人在江湾发难,父母带着我逃进了上海租界躲避,不久,父亲把我们送回祖籍海盐县。1937年“七七事变”,8月日寇在杭州湾登陆,海盐首当其冲。日本兵入城后见人就杀,还命令各家各户门上都要贴上太阳旗,违者格杀勿论,海盐城笼罩在一片血色恐怖中。母亲带着我们三个孩子,躲过了日本鬼子的封锁线,逃到上海法租界居住,中国人在自己国土上却要寻求外国人的保护,这种屈辱深深地印在我幼小的心灵里。很多人拥进了租界,引起房租、物价猛涨,出版社也出不了书了。一家人的生活眼见没有了着落。为了不做“亡国奴”,在父亲好友朱洗先生帮助下,全家“逃难”到浙江临海县离城60里的一个山村住下,这是朱洗先生的老家。当时有许多学校也纷纷迁到乡下,父亲就在一所中学高中部教英语,晚上在煤油灯下继续译作。我们兄妹几个人就在朱洗先生创办的半农半读的琳山学校(九年制)上学,学校教员大多是农校毕业的,领着学生开山种果树,下田种菜、种粮食。学生不仅免学费还可以申请伙食补贴。朱洗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赴法国勤工俭学,获得生物学博士,是我国著名的实验生物学权威。他亲自为琳山学校写校歌,歌词中就有“我来琳山,且工且读,心手并劳,革除陋俗”,并请著名作曲家贺绿汀谱曲。我们一家七口,单靠教书的薪水实难维持,我母亲(她在农村长大)利用房东给的一小块菜园子,和一口积肥用的大粪缸,另外还租了约三分田,领着我们兄弟俩种菜,种芋头、大麦等,还养了二、三十只鸡鸭和一头奶山羊。我们两兄弟还到河沟里捕捉鱼虾等,以此节省家庭开支,维持“糠菜半年粮”的生活。而村里的大多数农民的生活要贫困得多,许多人家连火柴(当时叫洋火)都买不起,一到做饭的时候,周围邻居拿着晒干了的麻杆来我家“借火”。春荒时节,尤其遇到荒年,只得以草根树皮充饥,有的人把类似石膏一样的“观音土”(看似面粉)充饥,结果排泄不出来,腹胀致死。饿死、病死人是司空见惯。我的童年少年就是在国家民族濒临危亡,百姓处于水深火热的时代度过的。

1945年,抗战胜利,我刚好14岁初中毕业,经人介绍到上海一家工厂学徒。1946年底父亲回台州教书,当时暨南大学聘他去教授英语,为了留住他,校长答应让我弟弟可以免费上高中,我可以当实验室管理员免伙食费,半工半读。此时蒋介石在美国支持下发动全面内战,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学生在共产党地下组织领导下开展了“反内战、反饥饿、要民主”的群众运动,我感同身受,也积极地参加,通过一些进步书刊的学习,如《新民主主义论》、《大众哲学》等,受到了初步的马克思主义教育,相信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,推翻“三座大山”,实行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,才能救中国,才会有个人的前途。后来参加了游击队,在实践中进一步接受革命思想教育和艰苦斗争的考验。

台州地区解放后,我主动要求到农村参加剿匪、土地改革和建设人民政权工作。在剿匪中与我从游击队同去的两名战友许杨和金越都牺牲了。1952年,为了迎接第一个“五年建设计划”,党组织从华东地区抽调三千名青年干部到上海、南京等大专学校学习科学技术,我也是其中之一。1956年,响应党中央“向科学进军”号召,我再次进入大学(北京钢铁学院)学习,毕业后留校做共青团工作。“文革”开始时,就被当作“走资派”、“三反分子”揪了出来,无数次的批斗会,坐“喷气式”,编入“黑帮劳改队”接受超强度的劳动改造,家里多次被抄,造反派、军工宣传队要我交待“罪行”,我对他们说,我家三代经历告诉我,中国不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,我怎么会是“走资派”,“三反”更是无稽之谈,有了毛主席、有了共产党、有了社会主义才有我今天,我的一些战友为了社会主义、共产主义流血牺牲,把我烧成灰也找不出我反党、反毛主席、反社会主义的东西。他们说我顽固,加重惩罚我。但我始终坚信党,我教过两年党史课,从党的历史经验中相信我们党有能力纠正自己的错误,不会长久地冤枉自己的同志。事实证明,是我们党在广大党员和群众的支持下,彻底否定了“文革”,纠正了严重的错误,我也得到了平反,继续为党和人民工作。在邓小平同志的主持下,党领导国家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,以邓小平理论和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、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,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。1992年我离职休养,我没有闲着,继续做一些有益于社会的工作,无怨无悔,过着充实的晚年生活。七十多年前党指引我走上革命路,能夠为党工作,为党所信,让党放心,是我一生的快乐和幸福。我们共产党人走得再远也不能忘记过去,牢记我们是从那里来,才能懂得我们要往那里去。征途漫漫,惟有奋斗!我今年九十岁,我要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,为党的崇高理想,奋斗到生命最后一刻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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